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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uss的共享空间

December 25

关于恶意取款被判无期案的一点疑问

 
 
许霆因所谓“恶意取款”被判无期,人们对此案争论不已,非法律人士普遍认为判得太重了,不应是无期徒刑,仅仅判个一两年,三四年也就够了。
法律界人士的意见则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法律适用无误,确系盗窃罪,那么就要依照刑法来审判。而依照刑法审判,则许霆之盗窃罪属于盗窃金融机构罪,且数额特别巨大(大于7.5万元),那么适用的刑罚只有两种,无期或是死刑。所以认为判决无误。而人们认为太重,那应质疑的是刑法本身法条规定的问题,而不应是法院对法律的适用。
另一派则认为法律适用有误。盗窃罪的构成要件“秘密窃取”在许霆案中不存在,故只能属于“不当得利”,许霆与银行之间应属民事纠纷,许霆道德上应受谴责,违反了民法,但未触犯刑律,所以莫说无期,一天都不应被关在牢里。
人们还有一个争论焦点是ATM机是否是“金融机构”,若不是“金融机构”,则法律适用还是有误的。
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认为法律适用有误的观点的。许霆案的确没有秘密窃取这一盗窃罪构成要件,银行取款本身与银行之间系一种潜在的民事合同关系,且银行本身有过错在先,以试探人的贪欲的方式诱人犯错,这类似于警察陷阱,在西方在法律上是被禁止的。法院的法律适用当然有误。许霆的确应受道德谴责,但这不是法律该管的事。
但是我现在还在思考的是,人们现在只在关注许霆,而忘了,还有一位与许霆准同案的郭安山,许霆叫来他“共富贵”,郭也就取了一万多元,事后郭又去自首,获刑一年。许霆案因为是无期,走向了极端,于是引起广泛关注,而郭案因“只有”区区一年,则被人遗忘。可是,我们可以再问一下,为何郭要被判一年?这里的法律适用有没有问题?郭获刑一年,他自己似乎也觉得“罪有应得”,最起码在媒体的报道中未见提及他提起上诉。可是难道郭与许的案件不是同样的性质吗?假如许被判无期,系因其所犯为盗窃罪,那么郭被判一年所依据的也必然是盗窃罪。但是依照反对将许霆案适用刑法的观点,难道郭案不应翻一翻吗?假若许霆案最后被认定系民事纠纷,那便只负赔偿责任,许霆可被无罪释放。那么郭是否还要被继续关在牢里?如若不应继续关押,那么是否释放之后郭有权取得国家赔偿?
归根结底,如果许霆未被判处无期徒刑,而是获刑三五年,那么不会有任何人关注此案,除了他的家人。如果是那样,那么许霆案的法律适用是否还有问题?法理上来说,我认为当然还是有问题,但“存在即感知”,无人关注的案件,从法律秩序实际运作上来说,又是“没问题”的了。郭安山即不幸处于这种灰色角落。
自然法学派提出“恶法非法”,对恶法人们有抵抗的权利,酣畅淋漓令人痛快,也是激起革命的思想来源。但是,倘若法不恶,但对法的适用却不“善”,也即法律技术上出了问题,那么这是不是非法之恶法呢?要反抗,又该如何反抗呢?自然法学派盛行的年代,法律技术还未进入他们的视野,这个问题自然也就被他们忽略了。分析法学派的视野里,则是“恶法亦法”,法律中不应含有道德考量,道德是另一个领域的事情,混在一起来思考必将败坏双方,所以更严格地说,无所谓“恶法”,法就是法。从法律安定的角度来考虑,法就是法,这是最重要的,但在奥斯丁(Austin)的视野里也同样未曾考虑过法律适用的问题,他只说主权者的命令即为法;直到戴雪(Dicey)才开始从司法过程中适用的角度来考虑何谓法,但是此时法律也就等同于司法适用,还是不会考虑适用中是否存在问题这一维度。凯尔森(Kelsen)的纯粹法学也未将法律技术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对待。
我国现在法律还很不健全,“恶法”多在,但从法律安定的角度考虑,“恶法亦法”是我们必须采纳的一个前提。但法律技术中的“恶”,我们该如何对待?“亦法”?“非法”?若“非法”,则法院尊严荡然无存,这对我们对法治的理念建设很不利;若“亦法”,法院的尊严也可能荡然无存,南京彭宇案就是一例。那么边界何在?
法律适用与具体法条在法之“善恶”上的关系,似乎一直在国内学者思考的视野之外,值得挖掘。
May 25

欧游新语

旅居欧洲一段时间后,见到了诸多甚是有趣的小事,奈何事情太小,不足以独立成篇。于是仿古人《世说新语》,集结诸多小故事,以图与人乐乐。小子不才,未敢存轻慢古人之心,还祈方家勿太认真,一笑而已。

 

街头朋克

在柏林街头,见一朋克,头上竖起如古罗马将军般的大辫子,耳上、唇上都是半公分粗细的钉、环,十指皆覆漆黑透亮的指甲。脚踏高腰皮靴,身背迷彩军包,其状甚酷。此公从我身后绕过,我方存敬畏之心,仔细从侧面观看他。忽见他直奔垃圾箱而去,来回翻腾着找吃的。

 

威廉二世教堂

柏林的威廉二世教堂非常有名。它在二战前是个高耸入云的古老哥特式教堂,二战中被炸得半壁坍塌。战后,柏林的重建中,特意把这个残损的教堂原样未动,保留在那里作为战争的纪念警示后人。在老教堂的前后紧贴着它各修了一高一矮、一细一粗的两个新教堂供人使用。两个新教堂外观看起来更象是两个写字楼,德国人称之为,“口红与粉饼”。“粉饼”内的耶稣像极为后现代,孤零零地只有一个耶稣悬在半空中,什么十字架之类的一概没有。这个耶稣像也是象征化而非写实化,表情木然地看着脚下的信众,似乎在慨叹人类的荒谬。

 

裤裆大街

柏林最有名的购物中心就是选帝侯大街,街两边都是最时髦的购物去处,类似于北京的王府井。这条大街的德文名字是Kurfürstendamm Strass,于是来玩的中国人都依照其近似声音称其为裤裆大街。

 

街头艺人

欧洲的街头艺人,演奏乐器的水平都非常高。就我这个外行听来,都是准专业水平。在欧洲的大小城市的地铁里,街角处,总是能听到悠扬的乐曲声,我经常误以为是哪里在放音乐,等走近才发现,原来是街头艺人在卖艺。在萨尔茨堡,一日我漫步街头,忽然听到我曾经迷醉的那种撩人心弦的海浪声音乐,回头一看,竟是一位中年妇女在弹竖琴。这么高雅的乐器,我是头一次在街头见到。不由得感叹:“毕竟是在莫扎特的故乡啊。”

 

街头讨烟

欧洲街头的穷人也很多,暖气口处睡着的流浪汉,街边卖小玩意的人,等等。假如他们看见有人叼着烟从身旁走过,有时就会上来讨支烟抽,因为欧洲的烟也不便宜。我和一位朋友在佛罗伦萨一个下午就亲历三次。先是我们走在街上,朋友在抽烟,就有个乞丐过来要走一支。过了一阵,我们走到河边,看到有几个黑人在那里卖画,就蹲下看了一眼,又被要走一支。朋友心痛不已,决定再有人来要烟就说自己抽的也是最后一支了。晚上,我们站在街口等人。这时旁边又有个小贩看到朋友抽烟便上来要,朋友坚决地告诉他,这是自己的最后一支了。那小贩也不嫌弃,径直地把朋友嘴里剩下的那半支要走了,我们惊愕不已。

 

乞丐与狗

法国巴黎街头乞丐数量颇为不少。与国内的乞丐一样,他们多半也是形容萎顿,待人施舍;与国内的乞丐不一样的是,很多法国乞丐身边都会陪伴着自己养的一条大狗。法国的人道主义精神倒是由此可见一斑。乞丐从物质上来说一无所有,但有了一条大狗,精神上却还是有所依伴的;同样,大概也只有不嫌“家”贫的狗,会肯于忠实地陪伴着乞丐。法国人绝不会想到要把这条大狗从乞丐身边夺走,反倒有时还会针对狗加以施舍。对比国内有些地方的规定,只要家里养有宠物,就不得领取生活最低保障金,似乎法国是更多些人情味的。

 

红磨坊

位于巴黎蒙玛特尔高地的红磨坊夜总会,是世界著名的情色地区。然而,离红磨坊仅几百米之外,便是巴黎仅次于圣母院的第二大教堂——圣心教堂。从圣心教堂朝向红磨坊行进的路上,便会看到路边一个挨一个的性用品商店、色情电影厅等等,客流量较高时,色情电影厅门口也会站着拉客的人:“先生,进来看看吧,很火爆的。”诸多性商店中间,竟然又夹杂着一个小教堂。友人笑说:“教堂夹在这种地方,因为这里的人恰恰是最需要灵魂拯救的。”及至行到红磨坊门口,看到那里排着长队要进去观看表演,队伍中竟然绝大部分都是黑头发黄皮肤。

 

巴黎大学

法国在1968年之前,每个城市都只有一所“大学”(Université),其他的高等学校是不叫大学的,比如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其“学院”二字法文为当为”Grande Ecole”,汉语直译为“大学校”。68年“五月风暴”之后,法国政府似乎觉得“大学”过于精英化,且势力太大,于是将其拆分,一所学校拆分成几所,于是从此每个城市都有了多所“大学”。赫赫有名的索邦大学(即人们通称的巴黎大学)被拆分为巴黎一大至巴黎五大。但这只是机构上的拆分,巴黎的学校都是没有校园的,一两座大楼就教学行政什么都涵盖了,而大楼是没法拆分的。于是,在索邦的大楼里,顶层是巴黎一大,下一层到巴黎二大,再下一层到巴黎三大……换一层就换个大学。

 

混合性别旅店

在法国求学,有机会自然要到其他欧洲国家去玩玩。预算紧张,于是便在网上寻找青年旅馆,这种旅馆价格便宜,条件也还说得过去。去柏林玩的时候,在网上找到一个青年旅馆,住一晚只有9.5欧元,这在欧洲可是难得的低价,只是看后面的标注(mixed sex)不是很明白。先定下再说吧。等到了旅馆一看,原来这所谓的mixed sex就是男女混住。一个房间里有八张床,房间不分性别,青年男女同居一室。要想住在单一性别的房间,价格就要稍高一些。我的那个房间里居然是住了五个女孩。管他呢,既来之,则住之……

 

火车站

在欧洲坐火车与国内颇为不同,在上车前是没有人检票的,而且也不像国内的火车站,没有那诸多拦着人不让随便往站台走的铁栏杆。整个车站是全开放式的,任何人都可以随意直接走到站台上,直接就登上火车。乘客们拿着自己的车票,在站台的一头有个自动检票机,插进去就行了。若是忘了的话,在火车上有时也会有人过来给你进行人工检票。但这人工检票也不是总有的。这种乘车方式非常便捷,但似乎在目前的中国还没有仿效的可能。

 

地铁站

欧洲的地铁站也没有人工检票,都是自动检票机。有趣的是,法国、意大利这两个拉丁国家的地铁站里,检票机前面是个自动闸机,把车票插进检票机,车票有效的话,闸机就自动打开。但是,至少就我所熟知的法国人而言,虽然有闸机拦着,逃票的人却是非常多,他们有各种各样混过闸机的办法。而在奥地利、德国这两个日耳曼国家,地铁站也像火车站一样,是全开放的,在站台入口处有个自动检票机,但你就算没有票,直接也能走过去。可是,在这两个国家,我倒很少看见有逃票的人。

 

痰的去处

西方人是不随地吐痰的,这一点我们都很清楚,并号召国人向其学习。那么,他们有痰都怎么处理呢?似乎是要看来源了。就中国人而言,鼻腔里的鼻涕和喉咙里的痰,都是要一吐为快的。而在西方人,喉咙里的痰会吐在纸上丢掉;鼻腔里的鼻涕则都直接从他们那个硕大的鼻子里擤出来了。于是,在欧洲,时不时就会听到一阵突如其来的巨大声音,且颇有节奏地“扑嗤扑哧扑哧”,回头一看,很可能是一个外表文弱的漂亮女孩正在大擤其鼻涕,光听那巨大的声音,我会以为是大鲨鱼奥尼尔干的。

 

“Pardon”

这个标题懂英语的人都认得,实际上我想写的却是法语——在这个词上它们的拼法是一样的,意思也基本相同。我在法国居住期间,对于法国人的礼貌体会深刻。他们无论什么事,只有似乎稍稍对你产生一点不便,便会对你说一句”Pardon”。甚至有一次,我要从一个大门里往外走,对面过来一个法国人要进来,我就稍微让了他一下,他也带着歉意对我说了句”Pardon”。这种谦让礼貌的氛围之下,在法国就很少会见到中国街头常见的因为稍微碰了一下就会破口大骂甚至大打出手的场面,其平和的心态的确令人羡慕。在欧洲其他国家旅游的时候,人们口头也常挂着”Pardon””Excuse me”,当然,是用英语对我说的。所到之处,皆有如沐春风的感觉。

 

假名牌

出国前,就听说外国海关对于在中国泛滥的假名牌查得很紧,尤其听朋友说曾有人在意大利入境时被海关当场抓获身穿假名牌,被迫将衣服脱下的故事,于是,我在欧洲的时候就很注意,决不将假名牌穿在表面上,到意大利玩的时候尤其小心谨慎。旅行过程中,我在意大利多个城市的风景区和中心区都见到有人在摆地摊,上面放着Gucci, LV等名牌的腰带,皮包等。上前一问价格,低得不正常,仔细看下商品,哈哈,根本就是假名牌!原来这意大利人打假也是外紧内松啊。

 

在法国丢自行车

我在巴黎期间特意买了个自行车代步,便于欣赏街头风光。停自行车时我发现,法国人都是把自行车锁在柱子、栏杆上,我也没在意,还是像在国内一样,把自行车轱辘一锁就得了。过了不久,我就明白法国人的用意了,原来不锁在柱子上的话,法国的偷车贼就会把自行车抬着偷走了——我的自行车就这样丢了。只好再买一辆。这回锁在柱子上,结果没多久,车上的小配件——车灯丢了,不过这倒不耽误用。临回国,我把自行车留给了朋友,朋友也是每天把车锁在楼下的矮栏杆上。栏杆太矮,只能把车轮与栏杆锁一起。回国没多久,从朋友那得知,他习惯性地把前轮锁在栏杆上,结果一天早上起来一看,就剩个前轮还锁在那里,其余部分都被人抬着偷走了(为便于维修,欧洲的自行车各个部位极好拆卸,徒手即可完成)。两天后,他发现有几个同楼的黑人围在矮栏杆那发牢骚,过去一看,他们自行车是锁的后轮,结果其他部位都还在,前轮丢了!这法国的偷车贼真绝了!

 

广场圆舞曲

2006年新年夜我在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度过。1231号下午五点多钟,萨尔茨堡市政府组织当年优秀市民的游行开始了,从城北开始,一队人马穿着旧式的军礼服,拖着大炮,鼓乐齐鸣。游行到市中心的一座桥上,领头的市长讲话,每介绍一位优秀市民,这个人就会从游行队伍中出来,亲手放上一炮,众人鼓掌。晚上,在市中心的一个广场上有露天新年演唱会。台上是一片重金属音乐,台下约摸上万人疯狂扭动。半夜11点多钟,台上忽然改成了一阵重金属风格的圆舞曲,于是台下的上万人各自顺手捞一个舞伴,在广场上挑起交谊舞,这些人转着圆圈,脚底下趟着自己刚刚扔下的遍地酒瓶子。

 

逼仄的威尼斯

水城威尼斯,世界闻名。坐火车从佛罗伦萨去往威尼斯,从大陆到威尼斯主岛上,一路上两边是无尽水面,甚是壮观。下了火车,坐上城内的公交船,一路上但见水路宽阔,雾气磅礴,一座座教堂、一幢幢中世纪建筑恍若直站在水中,令人感叹这个城市的大气。待到下船,在主岛内部细转一下,才看到这个城市的逼仄。城内的街道宽度皆不足两米,路两旁的房屋却都是四五层高的数百年老宅,阳光根本无从照射进来。房屋的外墙墙皮剥落,上面长满绿苔,城市的水气实在太重。街道宛若迷宫,手里拿着地图的话基本晕菜,没有地图的话绝对晕菜。这鸽笼般拥挤的房子内居然也都住满了人。我问意大利的朋友,他们说,有钱的威尼斯人都住大陆上,只有穷人才挤在岛上呢。

 

教皇城的钟

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极为雄伟。中间一个巨大穹顶,两侧隔开相当距离连着两个大钟楼。大钟楼开始再向外向前延伸,形成两个巨大的半圆状建筑,环过来之后又直向前伸展开去,像是张开的两条臂膀,迎接天下的信徒。圣诞节那一天,教皇会出来站在穹顶下的小阳台上向全世界发表讲话,讲话最后用各种语言向世界各国人民问好。估计是工作人员将各国语言发音用意大利语给他拼写在纸上,教皇对着念。向中国人民问好时,尽管他说得很努力,我却一个字也没听懂。讲话完毕,钟楼上的大钟敲响,声音甚是低沉悠远,绕梁不绝,让人直有蒙召之感。大钟上方还有两个指针钟盘,我想照着它们对下表。仔细一看,教皇城左边的钟竟然是不走的!好像没人去给它上劲。真想不到这里也会有此种错误。

 

柏林墙

历史课上曾经学过,东德在一夜之间就建起了长约155公里34米高的柏林墙,感觉非常奇怪,这种浩大工程,如何可能一夜之间完成?来到柏林,我仔细观察了残余的柏林墙,恍然大悟。原来,所谓的柏林墙,就是由一块块T字型的水泥预制板连接而成,每块板的两个尽头分别是凸槽和凹槽,把T字倒立,凸凹槽相互对接,墙就成了。它原本就是起个阻挡作用,无需如何结实仔细。柏林墙建起之前无所谓后来意义上的东西柏林,东柏林的人可能在西柏林上班,反过来也是一样。看当时的照片,柏林墙一夜之间立起来,第二天早上要上班的人发现路没了,墙两边的电线杆上都爬满了人朝对面张望。在柏林墙倒塌前,曾有很多东德人试图翻过去结果被射杀。最后一个被射杀的人,其死期离柏林墙的倒塌仅有八个月。柏林墙在弗里德里希大街等地穿过城市,这是想当年最繁华的商业区,冷战将其变成了前线。待到柏林墙拆除,人们又试图恢复其旧日风采,然而将近二十年了,这里还是能看到一处处废墟。

 

汉堡的红灯区

来到汉堡,朋友领着我逛街景。他说,汉堡实在没啥可逛的,每个朋友来我都会领他去红灯区转转,这是晚上唯一值得走的地方。汉堡号称欧洲第三大红灯区,前两位分别是阿姆斯特丹和巴黎。果然,路上一直冷冷清清,快到红灯区才热闹起来,原来这也是汉堡的一个重要商业区。到了红灯区核心地带,朋友领我一拐,绕过两个交错的隔断墙,进入一条很窄也很短的小巷,其尽头又是两堵交错的隔断墙,使人无法直接看到内部。此小巷内甚是热闹。我四面一扫,大吃一惊,小巷两边尽是一通到底的玻璃橱窗,分成了若干个一米多宽的小格子,每个格子内坐着一个打扮极为性感的妓女,冲着来往的客人招手。朋友说,这些都是有着合法营业执照的妓女,也都是德国的纳税人。我很惊讶地说,我在欧洲第二大红灯区巴黎住了快半年,可也从未见过这种阵势。

 

 

 

March 30

史上最牛钉子户

国内最近爆炒的史上最牛钉子户,法国居然也进行了报道。
今天下午疯狂扫描书,开着电视,正好是法国电视第五台,忽然听见新闻主播说到中国的物权法什么的内容,接着又提到重庆,赶快注意看了一下,电视上赫然就是那个深坑中的孤岛钉子户。国内的媒体说户主杨武基本不吱声,在法国电视上倒是看到他说了一些话。当然,还是他老婆说得多。两人侃侃而谈,我看得甚是高兴。
法国人还是不懂中国人的姓名顺序,主播一个劲地说着武先生,武太太。有意思
March 24

令人难以置信的德国

我居于法国,与其政府机构打过若干交道,苦不堪言。法国的政府机构工作人员态度良好,但是效率奇低,甚至低到在中国人看来匪夷所思的地步。据与法国的商业公司打过交道的朋友说,公司的办事效率也是低下不堪。我总想着,法国这种高度中央集权化的国家,法国人又不是以严谨著称,难免效率低下。那么历来号称严谨高效的德国人必不如此。最近有机会到德国去了一趟,听在汉堡住了三年的朋友讲述他在德国的见闻经历,让我吃惊不已——这哪里是我们印象中的德国呀?

德国人的守纪律、严谨、社会运作高度流程化,世界闻名。但这也是有个限度的,过犹不及。汉堡的这位朋友告诉我,德国的政府、企业、公司……任何一个机构都是高度流程化,内部分工极其明确,每一事项都有专人负责,旁人不得越权,每人只需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整个机构即可流畅运转。听起来非常好,但是德国人忘了,机构是死的,人是活的,死的机构只能应付常例性的事件,任何超出常例之外、哪怕只超出一点的事件,都得靠活人来解决。可恰是这种例外,不在德国人考虑之列。并且,死的机构中工作的活人不是机器,谁都可能出错,但是似乎德国人对纠错机制设计不够,至少是在某些方面设计不够,结果一旦流程中有一个人出错,整个流程就会运转不下去。因为其他人无权来代理,也不懂该怎样代理,更想不到要来代理。朋友给我讲了几件小事情,让我看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德国。

朋友在自己的住处申请了网络。汉堡的网络公司的规矩是,每月初向用户寄送上月的网络费用帐单,用户据此缴费。朋友告诉我,他刚刚装上网络时,连续六个月没有收到过任何帐单,那么他就不要缴费。可是六个月之后,网络公司的律师信寄来了,催促他缴费。他于是去网络公司说明自己未曾收到任何帐单,结果发现,寄送帐单的部门把他的地址搞错了,但是负责寄送律师信的部门拿到的地址是对的。但是,两个部门之间因为只做自己的事,不会多做一点分外工作,结果,本来只需公司内部部门间简单沟通的事情,却搞得如此混乱。这还不算离奇,更离奇的是,朋友马上就要回国了,要注销网络。但是他是在月底注销网络并回国,而帐单要到下月初才会寄到,那么网络公司就收不到这最后一个月的钱了。朋友不想沾此种便宜,于是到公司去商量,是否可以提前把他这最后一个月的帐单打出来,他好缴费。没想到,公司那边说,那是绝对不行的,账单只能到下月初才能寄。朋友说,那你们就收不到最后一个月的钱了,因为我要回国了。公司态度温和、语气坚决地告诉他,绝对不行,流程是不能改的。朋友很无奈地对我说:“对德国人来说,一旦你有例外不按流程走,那绝不是流程的错,只能是你的错。”他的一位朋友也遭遇类似事情。那个人在汉堡签了一份手机包年协议,通讯公司按月扣费。结果,此人计划生变,要提前半年回国,于是到通讯公司商量,要提前支付剩下的半年的钱。通讯公司也是态度坚决,绝对不行!宁可钱收不到,流程是不能改的。结果,这位本想诚信为本的老兄,只好这么欠着德国人的钱回国了。

朋友的一位师弟要到汉堡大学教务部门去打一份成绩证明。在中国,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可是学校的办事人员告诉他,现在不能给你,请回去等一周,我们寄给你。一周后,没有动静,这位同学又去了一趟,办事人员说,不好意思,请回去再等一周。又一周过去了,还是没动静。同学再去询问,办事人员对天发誓,再等一周,一定寄过去。再一周过去了,还是没动静,只好再去询问。就这样,一份成绩证明,等了四周才拿到。

在其他的工作中,效率低下也是令人吃惊。朋友的一位朋友家住的楼,按照德国的规矩,到了规定年份,阳台外墙需要重新粉刷。于是,德国人把脚手架搭好了。隔几周,来几个人,把自己该刷的那份刷一下,然后几周没动静。又隔几周,再来人慢慢悠悠地干他那份。就这样,一个简单的居民楼阳台外墙粉刷,一年多了,愣是没干完,于是脚手架就一直把这个楼包裹着。在听朋友讲述之外,我也亲身体会到这种低效率。我们两个去一个德国人的饭店吃午饭,饭店里当时客人很少。我们俩各要一份德国特色的饭,有点类似于我们的炒鸡蛋里面加上烤土豆块。在中国,这么简单的东西五分钟还上不来的话,这个饭店就等着关门吧。可是我们俩等了差不多四十五分钟,才算端上来。朋友说,这在德国太正常了。

德国的医院中的程序主义也是严重得惊人。朋友告诉我,大概是德国人保健做得好,德国医院的病人很少,所以大夫普遍没经验,手艺差。他有几个朋友深受其害。第一位,是莫名其妙地肚子疼,于是去医院检查,按照流程,每个科都查一遍,哪个科都说没问题,可是流程里似乎没有一个汇总的地方,结果就无论如何拿不出诊断结果。第二位,是个中国小姑娘。她大腿上长了个脓疮,于是去医院,大夫说要做个小手术,割掉。大夫割了一会,按照流程,问小姑娘,你疼不疼?小姑娘受过中国的英雄主义教育,咬紧牙关说,我不疼!于是大夫继续割。又过了一会,又按照流程问,你疼吗?“不疼!”再割,再问,疼吗?“不疼!”大夫非常奇怪:“怎么会还不疼呢?我早把烂肉割光了呀?”原来这一问一答是他判断是否结束割肉的标准。第三位,是个小伙子。他打篮球受了点小伤,手上皮肤破开个口子,流了些血。他想,反正我有医疗保险,看病一分钱不用花,去医院看看吧。大夫简单地看了看,说,这就是个很小的血管破了,不用包扎都行。小伙子一方面对德国大夫不太信任,一方面也有点抬杠,就反问,你怎么知道就是一根小血管破了?大夫说:“你不信吗?那我给你看。”说着拿起镊子,刷刷两下,把伤口撕得更大,然后钳起那个破的血管说,你看,就是这个破了。这老兄欲哭无泪,这下想不包扎也不行了。

朋友讲,很多德国人更是傻得可爱。

汉堡有个鱼市,每周日上午开市,全欧洲独此一份,非常有名。朋友去鱼市买鱼,看到一个摊上的鱼不错,就问价,人家说,“一条四块钱,三条十块钱。”朋友说来四条,鱼贩说:“那好,十六块钱。”朋友懵了:“怎么是十六块钱,不是三条十块钱嘛?”鱼贩说:“你要的是四条,四条十六块钱。”“那我先买三条再买一条是多少钱?”鱼贩算了半天,说:“十四块钱。”“这和我买四条有啥区别?”鱼贩说:“你要是买四条,就是十六块钱,要是先买三条再买一条,就是十四块钱。”

他还有个朋友,在德国一个工厂打工。工头手底下包括这个中国人有四五个人。工头要手下人查一下货架上还有多少货,中国人看一眼就知道还有多少,因为,每排九件,一共四排,最上面一排少两件,所以共34件。于是中国人说:“34件。”工头很怀疑地瞪他一眼,“数!”于是手下人每个人都开始数。数完报数,有报33的,有32的,有34的,有35的,一人一个数,工头鼻子气歪了,“重数!”又数一遍,每个人报数又都不一样。重数了好几遍,终于数出来,是34件。工头特别惊讶地看着中国人:“你怎么知道是34件的?”

这么一路说来,似乎德国就是个无可救药的国家了。但实际上,这些问题背后,还蕴含着他们的诸多优点。

他们的流程在正常运作的情况下,能够保证绝对的质量。朋友讲他看过德国人铺马路,有严格的流程,马路上要铺多少层材料,每层多厚,都有严格标准。德国人在工作过程中,会用尺子去量,以保证每一层的厚度绝对符合规定。这样铺出来的马路,多少年都不会坏。当然,前提是,为了用上这个马路,你也得先等上多少年。前面讲的德国人傻乎乎的故事,反过来说也表露出他们的诚实信用,与德国个人办事,尽可放心。而且德国人在这种个别的傻乎乎之外所具有的深刻也令人惊讶。朋友租住的房间的房东,是个退休的车工。可是这位老人与朋友谈起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等大哲学家,头头是道,这些可是国内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说不出来的。老人还精读易经(当然,德文版的),能用易经演卦。每次演卦之前,都要极虔诚地屏气凝神,沉静好久才开始。这老人在德国也算是比较特出的,但还是让人没法不惊讶,也会感慨,只有这种国家,才会诞生那么多大哲。

这就是让人惊讶复惊讶的德国。有时惊讶于其笨拙,有时惊讶于其深邃。在予人惊讶中,吸引着人去探寻。

February 22

安迪的救赎

今晚刚看完了电影《肖申克的救赎》,这部被有些网友归纳为男人必看的十部影片之一的作品。很惭愧,它问世十几年了,我才刚刚看过。
影片结尾,安迪在hope的支撑下,逃出生天。看到最后安迪在墨西哥的岸边洗自己的小船,我忽然很感动。
康德说,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只被当作目的,决不能被当作手段。
安迪他们在监狱里和在外面都是一样地干活,可是,不同的是,在外面他是自由的,他是作为一个目的,而不再是手段。他是在自由地抉择,以自己为目的而劳动,不以自己为手段,也不再被人作为手段。最令康德感到惊异的有两样,头顶的星空和人心中的道德律令,恰是这种不受任何外力外物决定的自由是道德律令的核心。它足令任何人激动不已。
朋友早就告诉我这是部励志电影,可是它对我似乎不只励志这么简单,我在影片结尾有种深刻的救赎感。
我早前受够了被作为手段,于是走向极端,向往新教赋予人的绝对的自我决断的能力,人只服从自我内心的抉择,除此之外,概无其他权威,直有走向无君无父之势。随着自己更多的阅读与思考,逐渐看到这种只服从自我决断的破坏力,逐渐转向保守,对天主教有了更多地亲近,对秩序、庄严有了更多的认同。这种庄严自然是一种涵纳了人类的尊严的更高的临在之庄严。人的尊严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但那更高之临在绝对是第一性的,这种临在既有超验层面,也有经验层面。我的心理倾向与新教渐行渐远。
可是,肖申克的救赎,这种电影,只有在新教的那种绝对的因信称义之背景下才拍得出,也才有那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安迪之所在,那种经验层面的更高的临在之庄严付诸阙如,而超验层面的又似乎杳不可及,这种情况下,人还能怎样做?在这种绝境之中,因信称义是仅存之途。唯有信,唯有望,能拯人于无间。安迪在信与望之中,完成了自我救赎,获得了他从未彻底失去的自由——他的心永远属于他自己,任何人都触及不到。影片结尾,安迪的自由,在一件日常小事中却体现得淋漓尽致,直让我的情感在这一刻如决江河。新教的秘义的力量,倏地征服了我。人之为人之独立自由性,在新教中是如此彻底,让人在绝境中无法不被它攫住。我不会再对新教如最早前那般亲近了,但也绝不会再如稍早前那般心怀警惕了。天生丞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谁说救赎只有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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